凡认线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般应该在第四卷读到了1947年11月18日写给陈瑾昆的这封信：

　　十月八日来示敬悉。国内外大势观察正确，不会有第二个方向，进度亦快，不会稽延不决，诚如尊论。惟我们宁可作从长打算，估计到一切可能的困难，以自力更生，准备付以较长时间，似属有益。兄及诸同志对于宪草惨淡经营，不胜佩慰。惟发表时机尚未成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为基本原则（即拙著《新主义论》及《论联合》中所指之基本原则），详由王谢二同志面达。弟身体有时略有毛病，大体尚好，勿以为念。天寒尚祈珍摄。敬祝安好！并问陈夫人及诸小弟妹好！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书信选集》（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收录了写给陈瑾昆的4封信，仅1947年就有3封。

　　陈瑾昆（1887-1959），字文辉，号克生，今常德市柳叶湖旅游度假区月亮山村四组月亮山人（太阳山南麓月亮山陈氏家族即陈楷礼、陈启迈），著名家。陈1908年在常德县高等小学堂毕业后，官费赴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律专业；1917年学成归国，任奉天高等审判厅推事、庭长、修订法律馆纂修、大理院推事、庭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同时兼任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司法讲习所、教授，讲授“刑事诉讼法”、“民法总则”、“刑法总则”等课程。1929年后，他因不满、司法，辞去职务，专任大学等大学教授。兼任律师职务。1933年任司法行政部司长，因不满，仅5个月他便不辞而别。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拒不为日伪做事，也不去伪大学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先后在《时代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表明他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坚定立场。1946年4月，陈瑾昆不顾友人劝阻，前往中山公园音乐堂，在反对伪国举的群众上激昂时，被投掷砖块击中头部而鲜血直流。

　　6月中旬，陈瑾昆应邀请到延安考察，返回北平后他发表《延安与旅行记》。8月底，他携眷转道赴延安，途中发表《余为何参加工作》一文。

　　1946年9月22日写信给陈瑾昆说：“今日阅悉专著《余为何参加工作》，义正词严，足以壮斗士之志，夺奸邪之魄。”“拟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全国。蒋军正大举进攻张垣，拟请先生来延安共策工作之进行。”

　　陈瑾昆到达延安，十分高兴，特邀他和夫人到家里做客，并风趣地说：“一砖头把你打到延安来了，还有为你送行，线月由林伯渠介绍，中央处12月通过陈瑾昆为中国正式。1947年，任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1947年春节，还请陈瑾昆全家吃团圆饭。

　　此后，陈瑾昆按照的安排，开始起草解放区的《》《婚姻法》《土地法》等法律文件，经常当面请示或书面报告。仅在1947年，也就是陈瑾昆到达延安的第二年，三次亲笔写信给陈瑾昆，不仅有对新中国研究方向的，也有对研究及贡献的鼓励，更有朋友之间的线日，写信给他说：“从新的观念出发研究法律，甚为必要。新主义的法律，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的法律相区别，另一方面，又与欧美日本一切资本主义的法律相区别，请本此旨加以研究。”

　　同年7月13日，又写信给他说：“立法工作是一新部门，得兄主持，日起有功，是大好事。”充分肯定了陈瑾昆在法制建设方面的作用和地位。

　　1947年11月18日那封信，除了谈形势、工作之外，结尾时还谈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对陈瑾昆家人的问候。更有意思的是，此信之后还有“附笔祝全家安好！”

　　陈瑾昆1948年任华北人民委员、华北院长，1949年任中央人民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务院法律委员会委员、最高副院长，1952年任中央法制委员会法规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任最高顾问，并任学会理事。陈瑾昆还是政协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陈瑾昆主持和参与制订了《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国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国》等重要法律。他主张新中国应加强刑法的制定，司法工作应审判；并在犯罪关系问题上主张“意思论”，即犯罪是意思作用之结果，应有罪必罚。陈瑾昆通晓日语、英语、德语，花甲之年还刻苦学习俄语；他既精通民法，又精通刑法，为新中国的立法工作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的名字，被作为界名人收录入大百科全书、名人辞典、刑事大辞典等多种书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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