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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不乏集体概念的国家，在国和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集体组织。我们常说国家、集体和个人，在英美可以说就是国家、公司和个人。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说，英美国家的公司，无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事公司，还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盈利组织，以及经营公用事业的市政公司，都有着大致相同的“公司（法人）治理规则”，而我们的集体，则是五花八门的样式，五花八门的组织治理规则
不同国家之间，公司的概念差异很大，这不仅是不同国家之间公司法差异的反映，也是不同国家之间财产制度和经济控制制度差异的反映。这些差异都在公司这一概念的五个核心内涵上表现了出来。
公司是一种集体组织，一种集体控制财产和资产的制度。正是在公司的这个含义上，中外之间差异很大，也使得基于这一含义之上的公司法人概念和公司股东有限责任概念，在中国得不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作为一个个人主义国家，英国历史上不准许集体组织持有财产，集体组织持有财产需要繁杂的立法批准。如果申请成为经过皇家或立法特许的公司组织，则可以持有财产。这是英国中世纪时期的城市、行会等等各类有集体占有财产需求的组织都纷纷申请特许公司章程，成为一个公司的原因。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下，英美国家产生了公司是法律拟制体的概念，就是在法律上把这样一些集体拟制为一个“人”，从而可以持有财产，以符合只有“人”才能持有财产的传统。
与英国不同，在欧洲，特别是，长期存在着众多的行会等集体组织，因此产生了有关公司的现实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作为一种以集体名义持有财产的公司概念，是对法律和现实存在的一种承认。
公司拟制说，很像是说，法律在国家（皇室）和个人之间创造出了公司这样一个居于中间的集体组织，然后人们再去在这样一个法律表格上填空，发展出了公司这种组织。而关于公司的现实主义理论，则像是说，法律适应现实需要，发展出了以集体名义持有财产的公司这样一套概念。
英国存在着一段各类集体组织申请特许公司章程的历史，同时英国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公司注册制的国家，个人可以自行发起成立公司而无需审核批准，这使英国很符合公司拟制说所描述的景象：公司是一种全新创造，人们按照这样一种全新的集体组织方式，走入了现代化的社会。其他跟随英国而进入现代世界的国家，则更像是公司的现实主义理论所描述的景象，人们利用公司这样一种新的集体组织概念，他们的传统集体组织，也就是改制。
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直到今天为止，以各种各样的集体名义持有财产一直是一种现实，甚至是一种完全无需成文法律承认的的事实。在这个含义上，中国历史上一直不乏“公司”的存在，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家族和族，就是一种“公司”，以家族或族的名义持有并经营集体财产。中国现在的村、乡和市镇等，也都显然是在以集体名义持有和控制着相当数量的财产，也都是“公司”，只是它们对外没有法律上的公司身份，对内也没有按照现代公司的组织原则来进行治理。
1980年代，中国在如火如荼地探讨国有企业，一位日本学者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有企业吗”的文章。从法人的角度看，中国当时确实没有“企业”，当时企业的主要内容就是放权让利、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
在那个国家包揽一切的年代，个人、企业等等都是没有的，甚至是没有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还记得与一位同学聊天，很羡慕印度电影里小青年可以地到新德里去打工的情景。今天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可以“打工”了，更是要自己对自己负责了。如果你不对自己负责，已经没有人会对你负责了。
从个体户、私营企业到上市公司，中国今天已经不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含义上的真正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即使是那些明确采用了公司制法律形式的，是否真正或说是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法人？
公司作为法人的外部含义是，公司可以像一个自然人那样拥有法律上起诉和被诉的。在公司制度产生之前，也有一些大型的集体企业组织，采取了合伙制的形式。在合伙制下，合伙企业本身没有法人地位，所有的法律和义务都要直接追究到每一位合伙人，合伙人之间互相承担着无限连带责任。合伙这种组建集体企业组织的方法，一方面实施起来很麻烦，另一方面也严重了边界，只有互相高度信赖的人之间才能合伙。
公司作为法人的内部含义是于其（股东），公司有自身的和义务边界，以公司自身拥有的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与此对应的就是公司（股东），以投入公司的资本（股本）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名义上叫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在工商局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就可以了，而是需要配套的关于公司破产和债务重整制度在内的一整套公司法律制度。
中国现在存在着严重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责任无限化现象。在国有企业，这种无限化是一种事实，就是作为股东的，最后要出面解决问题。在私营企业，股东责任的无限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公司金融市场和相关制度的发展落后，致使私营企业很难完全以公司身份融资，往往在融资时就不得不抵押上了企业老板自己在公司外的私人财产，这使私人财产、债务和公司财产、债务边界混淆，在公司经营不善、陷入债务困境时，私人财产也要搭进去。二是，我们的公司破产和债务重整制度不够健全，有关方面随意公司的法人人格，公司一有问题，往往不分，先把公司主要负责人给抓起来，然后再慢慢寻找合适。这两个方面，实际上互相依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有限责任制度，在英国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和1840及1850年代整个社会的一场大辩论之后，才正式确立起来的。英国有限责任制度引入非常重大，并由此带来一场社会变革和经济，其原因是作为一个社会，有关债务方面的法规非常严格，并且都会被切实执行。与有限责任对应的制度是无限责任，而不是没有责任或责任不清、责任得不到追究。从早期的债务人制度和现代的个人破产制度，没有人可以赖账、可以借钱不还。
中国传统社会里，虽有父债子还的说法，但事实上没有严格法律上的无限责任制度。在族、家族甚或是村庄里，集体财产并没有量化到个人，个人只是集体的一。天生或者经过审核而成为某种集体的一，拥有身份，但是并没有直接对应的集体财产处置上的个利。
中国传统的商业世界中，商人之间借贷很多，但是债务纠纷处理上遵循的是商会调节规则，商会往往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定夺其实际要承担的债务额度，而不是无条件地全部还清，否则给予国家早期的债务人或是现代的个人破产那样的法律惩罚。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企业之间可以广泛存在着债务拖欠，甚至出现所谓“三角债”这样的流行词汇，还有一些讨债公司这样的法外实体存在，梦见偷东西被发现都是我们正式法律体系没有有效解决债权人问题的反映。我们既不是严格的无限责任，也不是清晰界定、切实执行的有限责任，实际的债务责任追究程度取决于你是谁和欠谁的钱，即实际的债务主体身份和债权分布。
在缺乏明确的有限责任法律制度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及名义上有限责任但实际上股东责任常常无限化的当前中国，都不乏创业，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实际上是中国式人情社会下存在着非明确法律方式的事实上的有限责任习俗所致。这种习俗制度下，人们不怕借钱，不怕冒风险，成功了可以是英雄，失败了只是失去信用，不会失去（没有债务人），更谈不上失去本来就没有被清晰界定出来的个人的法律上的人格（没有个人破产制度）。
在我们这种债务责任不确定（既非严格的无限责任也不是清晰界定的有限责任）的制度下，虽然可以实际不乏创业者和企业家，但常不利于连续创业和企业家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种制度不能宽容创业和企业经营失败者，更谈不上激励创业和企业经营失败者东山崛起。从民营到国有，都有大量实际只是正常企业经营失败而导致的企业家或者跳楼现象，而这在成熟的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那样的鼓励创新的国家里，是基本没有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创业成功的比例很低，经败历练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实际是宝贵人才。亨利·福特亏掉了三批投资者的钱之后，才最终成功创建了福特汽车公司。乔布斯是经历了经营失败后东山再起才筑起苹果公司辉煌的。
作为公司概念的核心内涵，股份制和董事会，要比集体财产组织、法人和有限责任更多地被人们认识到了，但是认识程度还是不足，相应的制度安排更是有偏差。
股份制是现代公司外在表现出来的一个显著特征，以至英国早期称之为合股公司，我们称之为股份公司。事实上，股份制，或说商人们把各自的财货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实体来运营，是公司法人地位和公司（股东）可以享有有限责任这两个特征的一种延伸。
在缺乏清晰界定的有限责任制度情况下，人们可以合伙经营，但是无限连带责任制度严重了合伙的范围，你不能与没有充分信任的人合伙，更不能与陌生人合伙。但是在公司是法人、公司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这样一种制度下，你可以和你完全不认识的人共同成为公司的，这种资本合作的范围不仅超越家族、族、朋友圈子，还超越地域、阶层，甚至超越国家，扩展到全球。
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股份”的概念。从商人之间的合伙经营，到大族内部各家、各堂的合伙共持族财产和族生意，这里都有合股或股份、份额的概念，他们各自在集体财产中的权益比例也是很清晰的。但是，这种股份与现代公司制企业的股份之间，存在着一个本质的差异，就是各股份持有者与把这些股份放在一起所形成的集体之间关系的界定不同。
公司制企业通过有限责任制度，划定了公司和其之间的责任边界，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制度，划定了公司和其之间的边界。中国传统的族制度下，虽有一些族规则和家规，界定了族和族集体之间的边界，但是并没有清晰的财产责任边界安排。
族组织是基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扩展主要需要通过族的繁育，要经过族的特别批准才能吸收外人加入。现代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后，边界就是完全的，只要你购买了其股份就可以成为其，这使现代公司这种集体组织的扩张能力，进而也是其资本集合能力，超越了所有传统类型的集体组织，甚至超越了国家这种组织。特别是在发达的国家，要增加税收，可不那么容易，会纳税人的强烈抵制。正是大英帝国的美州殖民地居民抗税，抗出来了一个美国。好公司要发股，投资者会趋之若骛，哪怕是跨国跨洲跨洋，如最近的阿里巴巴公司美国上市演。
中国对股份制的认识，还基本停留在搭股、凑份子的程度上，而对现代公司股份背后的股东认识不足。同时，我们还在把公开发售股份融资作为一种，需要经过批准才行，而不是一种民间可以自行作为、个人组合为集体的。股东有限责任、作为法人和集体财产组织的公司，可以自行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发售股票、债券等融资工具，来集合众人之财，来建桥筑、开矿炼钢等等，人类才步入了现代经济世界。
股票市场不应该是人士和企业的资本猎场（没有发行的一级市场），也不应该是一种特别设置的堵场（公司之间没有再融资竞争，股权高度集中，从而上市后可以完全中小股东，既不用分红取悦，更不用担心控制权）。股票市场是公司制度发展中的一种从属机构，本质上是为公司融资服务的，最初是为解决投资者入股后又面临个人不时之需问题的。股东不能退股，但可以转让，由此实际发展出来了公司控制权市场，并进而成为了一种现代公司治理机制。
董事会，实际是现代公司从传统公司组织（行会）演化出来时所自然携带来的一种内部治理机制。由组织选举产生、地位平等、相同的代表构成的委员会这样一种集体治理机制，反映了公司组织诞生地中世纪欧洲国家的一种广泛存在着的治理和治理原则。众人事众人决，集体的事情要由集体共同同意。集体大到一定程度，无法通过全员大会决策时，需要全权委任代表，为集体作出决策，都要遵守。
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集体组织中，都缺乏众人事众人决和全权委任代表这样的概念。家长、族长等等，都不是选举和全权委任的。族“”的边界甚至都是不清晰的，它包括了族的先祖和后代，而不仅仅是族里的当代人。既然族长要对先祖和后代都负责，自然不能完全由当代族人选举产生。
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之下，中国引入现代公司制度的时候，只是照模照样地把董事会制度和股份制度等等一并搬进来了，而公司的实际运作沿用着传统的家长制。股份制可以有，董事会的不要，成为了中国公司制企业的一种自然选择。
从晚清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到现代的国有控股，公司决策的核心，要么直接掌握在官（或所谓官董）的手里，要么掌握在与官有特殊关系或实际是官的商业代理人的特殊商人手里。民间资本和资本市场，在这种企业的治理中，都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就更别说董事会了。由于把股份融资当作一种，以“非法融资”罪压住民间自发的真正资本市场，优先国有企业进入性的资本市场，致使官权成为中国公司的核心，董事会最多是个咨询议事性机构，缺乏进行实质性决策的。
让中国公司董事会发挥作用，除了法律上完善公司治理规则、大股东之外，还需要放开市场竞争。这里包括产品和资本两个市场。产品市场的充分和深度竞争，会使企业扩大投资、更多先期投入，而很难完全靠留存收益过日子。放开资本市场，让好企业可以更多融资，进一步从产品市场上推进竞争深度。竞争深度加强，企业眼界必须放长，企业经营要更多讨论、分析和集体智慧之后，对董事会这种集体决策机制会有内在需求。
中国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了的深水区，即的攻坚克难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显迫切
自高中时代因列昂杰夫的《经济学》而喜欢上经济学以来，张卓元与经济学结下了逾一甲子的。“从1993年开始参与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至今已有12次。作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亲历者，我看到了中国是如何起步的，也深刻地认识到，它是如何成就的。回望它的，尤让人捏一把汗；盘点它的卓越成就，总让人灵魂欣悦。”
在张卓元看来，中国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无数曲折。目前的中国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了的深水区，即的攻坚克难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显迫切。
朱敏：回顾中国三十多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头25年各方面蓬勃开展，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78年到2002年，有几次突破性的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由于实行“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开始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加上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000061股吧)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5%多），刺激农产品迅速增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长61.6%，年均增速达7.1%，大大高于一般年均2-3%的增速。
第二，20世纪80年代放开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其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只要放开哪种商品的价格，哪种商品就会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看见了市场的“魔力”。市场机制的流程一般是：放开价格—价格上涨—刺激增产—增加供给—价格稳定甚至下跌—供给稳定或减少—价格上涨，如此循环往复，促进市场繁荣发展。价格使困扰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商品供应短缺紧张、凭票排队购买、生活十分不便的局面很快得到根本性改变。到20世纪末，中国已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市场林立，各种商品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第三，20世纪80年代起，公有制一统天下局面被打破，个体私营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发展迅速，这一在原有体制外的增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对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已超过60%，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已超过70%，对就业岗位的贡献已超过80%，对促进经济增长、活跃经济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市场化在经济各领域大步推进。下面五点突破尤其值得重点强调：一是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1993-1995年，私营经济户数增幅均高达50%以上，1996-2002年年增幅也达15%以上。二是明确国有企业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再沿用落后的承包制，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迅速展开。三是用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分税制代替原来的地方财政包干制，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稳定地提高到占50%以上，从而增强了中央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四是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2000年底，中国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生产要素价格已市场化进程，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一般估计已达70%多，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五是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已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通过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中国已做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辅之以必要的，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第五，1998年起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大量国有企业由于机制缺陷，不能适应市场而陷入困境。1997年提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其目标是：1998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00年底，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为16,874户，其中亏损的为6,599户，占39.1%；到2000年，亏损户减为1,800户，减少近3/4。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三年脱困，用去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500亿元以上，技改贴息200亿元，债转股金额4,050亿元。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同时，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努力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使国有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7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800亿元，而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已达4,852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也取得进展。1998年，国有工商企业有23.8万户，而到2003年，已减少到14.6万户。
第六，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对外进入新的阶段。做出这一决策，是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最耀眼的历史功绩。在入世谈判过程中，许多人忧心忡忡，认为入世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许多产业包括金融业、商业、农业、信息业等会受到很大冲击，弊大于利，至少短期弊大于利。但中国入世后的实践证明，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原来的许多担心都没有出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提高了中国的收益率。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的增速在一段时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快。而且，促进了，入世使中国一大批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以废止和修改。许多产业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从此，同国际接轨已不再是贬义词，对外逐渐深入。
朱敏：盘点了头25年的重大突破性举措后，我们也要看到，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同头25年相比有所放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2年。放缓累积了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那么，为什么2003年以来近10年会出现进展缓慢的现象呢？
张卓元：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一次经济论坛上，有的国外学者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这几年中国“无”。我是他发言的评论人，我说：一方面上述论断并不是很全面准确，因为2003年以来中国还是在继续推进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取消农业税、集体林权制度、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转型、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资源税费、房地产税试点、文化体制、医疗卫生体制、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这几年的确没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的环节以带动全局的。我认为原因有四个：
第一，上上下下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这段时间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干部的精力都是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由于经济增速很高，2007年高达14.2%，各级部门都几乎用全力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煤电油运的紧张问题，使难以摆上议事日程。所以有一些学者将当时的称为发展主义或增长主义。地方更是全力以赴抓短期P增速最大化，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官员也因此可以获得升迁。有的地级市市委说，“我只抓项目，别的不管”，人称“项目”。抓投资、抓项目成为地方各部门主要工作。在方针原则上，人们常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要做大“蛋糕”，但做大“蛋糕”后分“蛋糕”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光靠进一步做大“蛋糕”是很难解决的。从经济学原理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都是相对的环节和过程。分配环节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光靠发展生产是难以解决的。在实践上，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现在就是要靠发展，通过加快发展增加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以改善民生，保社会稳定，而要冒较大风险，不能期望有多少举动，以免危及社会稳定。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长久之计，还会不断积累矛盾，或使已有矛盾往后推，甚至积重难返。还是要靠来逐步理顺体制和各方面关系，实现长治久安，让老百姓过上稳定的好日子。这才是根本之策。
第二，既得利益群体的和反对。这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积重难返，难度较大。现实的问题是，垄断行业很难推进，新的厂商很难进入垄断行业中非自然垄断环节，竞争机制很难引入，国务院两个“36”条很难落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到垄断行业既得利益群体的和反对。的难度也很大。强势主导资源配置对官员有莫大(博客微博)好处，这个极难割舍，这也是审批制进展缓慢的原因。直接支配资源过多、介入经济过深，必然会阻碍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已经成为深化各项的关键环节或突破口，但这一因为会使相当一部分官员利益受损而阻力重重，难有进展。
第三，学界有人怀疑市场化产生的争议影响的顺利推进。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国有经济中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需要进行是个伪命题；有的文章主张就是要实行“国进民退”；有人认为当前主张民富优先是奇谈怪论，是人民群众同的关系；有的文章把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归咎于民营经济发展过快，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上述观点的提出，引起学界的争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的顺利推进。
第四，缺少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与强力推进。2003年国务院机构把原国家体改办同国家计委合并，组建国家发改委，这样就不再有专司的机构了。当时主张把体改办与国家计委合并的一个重要根据是，那几年由国家计委提出的民航、电信等垄断行业分拆改组的方案，由于能把和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推进，比较现实可行，因而在实践中被采纳并初见成效。与此不同，那时体改办等提出的方案却未被采纳。这在当时是有力的，也把当时参加机构方案起草的了。但是从2003年以后年的实践看，那次机构后国家发改委并没有更好地推进包括垄断行业，反而使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是国家发改委那几年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处理经济高速增长中碰到的各种紧迫问题，无力顾及，或者抽不出更多精力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这样，原来以为把体改办并入国家发改委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包括垄断行业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011年，原国家体改办主任陈锦华在《国家体改委志在》一文中也说：“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
朱敏：中国肇始于1978年底，此后我国每逢双数届的三中全会都是以为主题做出决定。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上述三次相比较，有哪些重要特点呢？
第一，范围不同。以往三次都是关于经济体制的决定，内容涉及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建立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而这次《决定》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中国特色的，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范围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过30多年的后，需要从主要推进经济扩展到全面深化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的，唯如此我们才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五位一体或六位一体（即加上党建制度）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我们看到，以来，由于严格实行八项、反对四风、加大反斗争力度等体制和党建制度，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逐步使全面深化成为一股滚滚、势不可当。
第二，紧贴现实紧迫的经济问题，亮点纷呈。虽然2003年中央已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是由于此后落实情况不是很好，加上几年的“大干快上”以及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应有点过度，实行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使国民经济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显得更加刻不容缓，而这又是主要靠深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长期积累的难题。《决定》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完善和发展。
为此，《决定》提出许多大胆而又必要的市场化主张和举措，在经济领域就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主要以管资本为主、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转变职能、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赋予农民更多财产、加快建设贸易区、进一步放开现代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等等，可谓亮点纷呈。
第三，举措具体明确，更加注重各个领域举措的落实。这次《决定》从起草文件一开始就要求按照总目标要求，滚动统计提出了多少个举措以及这些举措的落实单位和时间表，最后形成16个方面、60项和360个举措，并且强调抓紧落实。《决定》从2013年4月起草开始，中央一直大力宣传，广泛凝聚共识。《决定》起草过程中就在抓举措的落实，如国务院从2013年4月起分4次取消和下放约400个审批事项，建立中国（上海）贸易区，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大力推进反斗争等等。《决定》通过后，更是全面提速和密集出台。有人粗略统计，从《决定》通过到2014年3月初召开，仅仅3个多月时间，60项已启动实施的已过半数。这种情况，同前10年处于半停滞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领导小组，成为强有力推进的最高层次的组织保障。《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领导小组，负责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决定》的一个最大亮点，是落实《决定》的最根本的。回想2005年和2006年，曾经有专家向中央，为避免方案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左右，克服既得利益群体对的和，需要恢复初期建立的体改委或体改办，或在国务院成立的领导和协调机构。这些当时未被采纳。而现在成立的全面深化领导小组，大大超出了当年专家的和期望，是层次更高、更加权威的机构。
